大概做每件事，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机会，发现它的丑恶之处。比如，做记者，无论你如何坚持称自己为记者，也总还是有人鄙你为狗仔。不幸的是，偏偏有那么一个时刻，你连辩解的立场都没有。
温哥华因为即将在此举办肥肥的葬礼的关系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我接到采访通知的时候也是心下一愣：郑欣宜今天护送肥肥的灵柩回温哥华。怎么我们也要去做狗仔吗？可大拿不这么觉得，他说这是华人世界中的一件重大新闻。
我比飞机抵达时间早到机场，国际到达处俨然是一派人声鼎沸。放眼望去，四周全都是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记者们，除了日常见得几位战友，大部分都是生面孔。一位同行告诉我，这些都是香港来的“狗仔”们，早晨8点钟就在这里等了。
带着“心向往之”的神情看过去，却发现那俨然就是10几个孩子，打扮入时，装备齐全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张望和听电话两个动作中转换。突然，其中一个女孩子撂下电话：“到了。”
却原来，几乎每个媒体也同时都有记者与郑欣宜同机前来。飞机一落地，他们就立刻通知地面部队准备迎战了。我不禁感叹香港传媒的报道成本，拔一根毫毛也够我们用一年两年的了。我正琢磨的功夫，这些孩子们已经冲到玻璃大门处，抢占有利地形。
比较来说，本地记者的积极性显然差了很多。尽管香港报系的《星岛》和《明报》都派出了不少人员跟踪这个事件，但记者们的热情并不高涨，毕竟说起来大家平常都是跑政治新闻、经济新闻、社会新闻的，个个都是一副下不了台阶的样子。一位长期奋战在采访第一线的大姐不停地哀号：“我可是抛夫弃子在这里采访，回家家庭就破碎了啊……”
更多的人则是在表达是否有出任务的必要的担忧，
“我们在做什么啊？”
“是啊，又不是狗仔，为什么要拍这些？”
“我也是觉得，太过分了，郑欣宜真是可怜。妈妈去世了这么悲伤的事，还要被我们围追堵截。”
“谁也不想啊，可是工作任务下来，我们能怎么办？”
等待的过程中，大概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的角色。从记者到狗仔，也是一段相当曲折的心路历程。最后一位记者说的是每个人的心声：谁也不想做狗仔，可谁让咱偏偏选了这行做职业，很多事真得是不得已而为之啊
又是一个突然，一群记者朝楼上冲了过去。尽管不知道what’s going on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发足狂奔，彻底体会了追逐战的感受。大部队慢慢停了下来，我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：“怎么了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了？”
“不知道啊。就是看到别人跑，就禁不住跟了上来。”大家都笑，有点自我解嘲的。
只有香港的同行们了解详情：郑欣宜已然金蝉脱壳，躲过众人的视线，离开机场了……
空等一场，不死心的我们又紧赶慢赶去了科士兰墓园。我是不想去的。尽管科士兰墓园山清水秀，景色动人，远眺大海，对望雪山，一改我们对墓地阴森恐怖的印象。但，墓地毕竟是墓地。
还是晚了一步，另外一批守在墓地的记者告诉我，灵柩刚刚运了进去，不过，郑欣宜还在朋友家里吃饭，会迟些再来。温哥华今日的阳光格外得好，记者们就三三两两坐在墓地旁边聊起了天，倒也是谈笑风生。旁边殡仪馆内，正在举行一场悼念仪式，来来往往的老外们不知就里，好奇得看着这些个长短镜头和麦克风，低声地互相询问。
已经两点多了，没有谁发出要撤的信号。苦等、死等、等不到誓不罢休，看谁能耗得过谁。突然之间，三辆车迅速开了出去，说是发现了郑欣宜朋友的住处，他们要围堵去。我几乎要被打动了，觉得狗仔精神是那么得感人至深。可我真得等不下去了，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未进，滴米未食且不谈，这实在不是我愿意做的事儿。换位思考，谁愿意在这个时候被一群不相干的人问来问去拍来拍去，而大众又能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什么呢？
跟大拿几经沟通之后，他也无奈得同意了：实在等不着就算了吧……去Food Court吃了点饭，胃终于停止闹别扭了，一切正常了起来。回家赶稿子，心底还暗暗希望郑欣宜还是能够安然躲过镜头的追逐。尽管是一时的安静，也该是值得的吧？
算了算了，趁着阳光还好，出去走走吧。忘了这“狗仔”的一天，不称职的“狗仔”的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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